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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典范——《论持久战》导读

  1938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近一年时间。战争究竟会怎样发展?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如何取得胜利?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国民党内的部分领导人,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想,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所造成的战争失利,也使国内一部分人民产生了悲观情绪。国民党内的另一部分人,则鼓吹“速胜论”,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这两种论调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人存在侥幸心理和轻敌思想,幻想速胜;有些人则对抗战信心不足,悲观消极。为了痛斥亡国论,扫除速胜论,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战,树立必胜信念,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实际并集中全党智慧,撰写完成《论持久战》这篇重要的军事论著。

  创作过程

  补足军事理论知识,研究战争现实问题,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积累形成《论持久战》这部数万字的著作。

  要想批判“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理论,写出《论持久战》这么一篇长篇著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为了使《论持久战》的相关论述与分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学习,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研究会专门研究当时国内外的大事和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形式,希望能借此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这个研究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活跃了很长一段时期。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
其次是组织党内的军事干部关注国外的军事理论。毛泽东深知,要回答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光是有军事斗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这种军事理论知识不仅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毛泽东曾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战争有一点研究,年轻时熟读过蕴含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到陕北之后又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在过去的实战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指导战争的经验,但对于外国军事理论知道得不多,并特别提到,对外国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自己知道得很少。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战争论》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
经过组织小组共同学习研究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动笔写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同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动笔写作时目的十分明确: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但一开始还没有《论持久战》的书名,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著作,这就是《论持久战》。
在写作《论持久战》的过程里,他先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进入集中写作阶段。最后,终于在9天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近5万字的理论著述。据学者所记,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工作非常紧张,要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等党的重要事务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点着油灯写作。对此,他自己解释过:我习惯晚上写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

  哲学基础

  《论持久战》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活的辩证法,是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

  《论持久战》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更没有引用多少晦涩难懂的概念去加以推理,通篇文章一气呵成,但是读完之后,却令人如醍醐灌顶,说服力极强,让人不得不信服其论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持久战》是活的辩证法,是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的这篇著作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唯物辩证法、认识论、方法论。
《论持久战》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分析抗日战争问题,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抗战前景。《论持久战》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将抗战的发展过程化为三个阶段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经过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既然经过严密论证,抗战的前途是必胜,那么就可以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来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合适的预测。毛泽东对于每个阶段的敌我双方的变化特点作了仔细的多角度的分析。
《论持久战》中的认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来考察、认识抗日战争问题。毛泽东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论基础就是以实事求是为哲学基础的实践论,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问题的全部出发点就是当时抗战的实际、抗战的基本国情,他提出持久战的直接依据就是中国的国情,就是从实际出发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从国情出发的认识论,指出了速胜论的不切实际;坚持从国情出发的认识论,批评了亡国论对于中国国情优势的无视;坚持从国情出发的认识论,指出了持久战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战争,论述了中国特色的持久战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论持久战》中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重视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不仅说明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还具体分析了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整个《论持久战》一文中,坚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得最为透彻、最为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于亡国论、速胜论错误的驳斥,可以说鞭辟入里、细致深入、令人信服。如果毛泽东不是运用这种具体分析的方法,而是笼统地痛斥亡国论者为汉奸、速胜论者是幼稚,很难达到思想令人豁然开朗的效果。
准确运用质量互变的方法来分析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发展阶段。抗日战争初期一些人之所以对抗战抱悲观的态度,与他们过多地看重当时日本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阵地战形式、资源供应等方面短期的质的优势有关,他们忽视了中国军队在局部战斗中的优势,比如运动战、游击战等,忽视了我们在这些无数个小的优势中慢慢汇聚后可能形成的总体决定性优势。毛泽东则清醒地看到了量变对于质变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中要重视积极的量的积累,最后形成决定性优势。

  当代价值

  《论持久战》中蕴含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认识乃至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工具,是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方法论依据。

  《论持久战》是基于当时复杂的战争格局进行分析的,在逻辑上,《论持久战》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思路,这一方法论思路是历久弥新的,而且对当下以转型为契机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样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论持久战》中蕴含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认识乃至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工具。毛泽东进行研究和解决的人与社会客观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的思路,为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我们要正确认知自身存在的矛盾问题所在和自身具有的优势,这是实践活动的关键,分析事物要坚持两分法和两点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辩证地对敌我利弊过程进行分析,对“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了反驳,正是以这一逻辑作为理论支撑的。尽管当今社会时代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所处环境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反腐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已经表明,当前中国的改革同样是一场持久战和攻坚战。从本质上讲,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特性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持久性。从客观的社会形势来看,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以显著提高,但当前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的重点由“量”转向“质”,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更新产业结构,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在《论持久战》中所体现出的“不畏强敌”“持久抗战”等精神,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今天,同样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支撑。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对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状况及其主要矛盾的认知也是如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思想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在认识论上的根源,只有客观全面地考察战争,才能对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认识论机制上,唯心论的观点忽略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作为认识主体的立场及作用,而机械论左右着客观现实在主体层面上投射以及反映的特质,同样也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思想的根源。
因此,可以说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本质上就是一场立场与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中国的客观国情作为分析基础,提出持久战过程中三个阶段的划分。在毛泽东看来,人的自觉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去做,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所强调的这种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自觉的能动性”,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和精神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对发展规律的把握转变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能力,这也是《论持久战》中所主张的要先解决“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再研究“怎么做”和“不怎么做”。
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基本现状和改革的最终目标来看,我们依然需要实事求是,做毛泽东所说的“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而不做“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在此基础上,发扬在抗战过程中受到毛泽东持久战理论激发所呈现的革命自信和民族精神,这正是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方法论依据。

 

文章来源 |《四川日报》2022年07月18日  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