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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生态主义及其对现实世界政治的影响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世界政治”这个概念。记得当初创办国际政治学科专业时,大家就讨论过是用世界政治还是国际政治,还有的学者主张使用全球政治。我们也许可以参照目前历史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的分支学科概念即作为一种世界史的全球史。如果说全球史的意思是要在整个地球空间内来看待某一时代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与看待世界政治,即在全球视野内来观察与理解某一时代的政治,或者说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当成一个对象来研究讨论。这样做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其与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相区分。具体来说,国际关系更多关注世界秩序或外交关系,比较政治学主要是强调研究方法,而世界政治应该是这二者之间的一种综合。

  

  当从事上述意义上的世界政治讨论时,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合适的单元选择问题。毋庸置疑,研究整体性的世界政治仍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切面或单元,但这就会蕴含着一个风险,即如果选择或处置不当的话,都可能构建出一个被扭曲或片面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图景。二是政治思潮影响的判定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洞见的大胆想法,但同样存在着单元选择意义上的风险,甚至可以说,研判政治思潮的世界政治影响要比其他的单元更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从世界经济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是比较容易讲清楚的,但要弄清楚某一政治思潮的现实政治影响,就不太容易。

  

  基于此,笔者将简略阐述一下如何看待生态主义思潮的世界政治影响。一方面,毫无疑问,生态主义是当今世界各种政治思潮中公约数最大的,目前已经几乎听不到有人公开质疑生态环境保护与善治的重要性,因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另一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与确定生态主义的现实世界政治影响,依然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难题。在此,笔者将讨论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作为政治理论思潮的生态主义或政治生态主义主要是指什么,二是生态主义对绿党政治发挥影响的三重维度,三是2021年德国大选之后欧洲绿党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意义上的变化。

  

  概括地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或思潮的生态主义,即广义上的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就是如何从政治学视角看待生态环境议题,并由此构成了政治学中的生态政治思想或理论分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它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和挑战的政治学成因分析、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想目标的未来社会愿景尤其是政治制度构想、实现这种未来社会愿景的政治变革主体和行动战略。

  

  生态主义最先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国家,而促成这一思潮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现实背景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少数欧美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阶段(社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二是对社会现实中变得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难题与挑战的大众性关切;三是新社会政治运动与绿党兴起所直接推动着的绿色政治变革及其制度化;四是许多传统性理论思潮(比如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滋养。

  

  生态主义迄今为止已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它的初创阶段。这个阶段的理论流派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生存主义,有时候也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痛下决心做出取舍。第二阶段是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可称为系统化发展的阶段。绿党政治及其理论探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这一时期,不仅和生态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生态女性主义等有了较大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也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思潮与运动体系。总体而言,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派别都已形成,即分别是基于“深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基于“红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基于“浅绿”哲学价值观的主张从经济技术和行政监管制度政策这两个层面来做出绿色改变的理论流派。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至今,其最主要特点是逐渐成为全球性思潮或运动。这种变化一方面与生态环境运动及绿党政治的全球化扩展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与1992年里约热内卢大会之后的国际环境政治有关。总之,这一时期生态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逐渐成为真正的全球性思潮。即便如此,就“深绿”“红绿”“浅绿”三大阵营的关系而言,各自之间依然存在着从理论前提到政治政策主张的明显差异甚至是对立。也就是说,如果进一步划分为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主义和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环境主义的话,就可以看到,生态主义可能是内部比较统一的理论体系,而环境主义内部则明显存在着三大流派之间互相批评的现象。当然,就被现实政治或主流政治的接受度来说,更具大众性的无疑是“浅绿”观念或从环境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理解的绿色政治、绿色变革。

  

  至于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可以一般性地概括为对如下两大问题的回答:一是如何从时代现实出发,重新认识和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适当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生态主义思想家的哲学思辨当中;二是如何构想一种可持续的未来社会以及通向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战略,这主要体现在生态主义政治理论家与经济学家的探索当中。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生态主义或政治学意义上的生态主义主要指的是后者,但其中也会夹杂着很多哲学意义上的讨论,特别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讨论。比如,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生态主义价值取向,主要是哲学价值理论意义上的,其主要观点包括整体主义取向、尊重自然伦理道德、现实批判性、强调可持续性原则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它的哲学观、政治观、经济社会观等内容。在哲学观上,对于生态主义而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是它的基础或核心。安德鲁 · 多布森就认为,正是狭义的生态主义在这方面的特征使之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更具体地说,是否承认自然具有内在或独特价值的哲学价值观,是非(弱)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分野的根本性理据。以阿恩 · 奈斯为代表的“深生态学”,就明确肯定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强调这些价值为生态圈所固有而非人类赋予,而人类及其活动只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已。

  

  在政治观上,不同流派之间的观点差别很大,“深生态学”有着它自己的愿景构想和理论依据,并提出了相应的政治主张,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着它们的哲学价值基础、政治观和政治变革主张。总体而言,可以看到,在生态主义未来社会构想当中,基层社区或共同体形式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受到了格外关注和青睐,而这可能是我们理解生态主义时必须充分注意的一个根本性观点。它和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集中化、复杂经济技术集成等是相对立的,即便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它更加强调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传统,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集体(国家),这是必须要清楚的。应该明确,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生存主义著述像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小即是美》等深受这种生态主义理念影响,直至今日,这仍是生态主义认知与立场的核心和本质。

  

  在经济观上,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首先体现为对现代社会当中的工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表现的批判。也就是说,它不只是批判资本主义,还批判工业主义,还批判工业文明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取向。在它看来,只有在去工业主义之后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温和或折中性的经济观版本,比如通常所说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性质的理解。

  

  总之,一旦立足于“深绿”的生态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或承认自然、生态的独立价值,那么,其未来政治想象就一定是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以及生态公社或生态基层自治社区,这就是它的内在政治逻辑。相应地,只要立足于“红绿”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那么,其未来政治想象就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和社会主义的愿景设想并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与主张。同样,“浅绿”的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试图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源,尤其是自然生态,进而信奉和设想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地缓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较为实用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理论,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浅绿”的政治社会理论。需要强调的是,生态资本主义内部也包含着诸多理论流派,比如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环境公共管治等。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一个理论上内部闭环的生态资本主义体系或进路,假如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效运作的话。

  

  以上所述,就是笔者对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生态主义的粗线条勾勒。或者说,当我们讲到生态主义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图谱。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绿党的生态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的问题,即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和绿党的现实政治影响。对于前者,总体而言,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特征是“绿中带红”,或者说是一种“红绿”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此,笔者曾将其概括为以现实批判为主的建设性或温和性政治立场,一种具有未来乌托邦色彩的理想政治。在经过多年的现实政治参与和自我调适之后,笔者认为,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仍大致保持了这一质性,至少需要明确,它所信奉的并不是什么激进的“深绿”理论,因而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某些绿色运动团体比如绿色和平的政治理念主张。从动态的角度看,大多数绿党最初时有着更多的红色元素,但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绿色了,而且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变得越来越自由主义化或“灰色”了,这是大的趋势。

  

  对于后者,可以从如下三重维度来判定绿党政治的现实影响,即政党政治、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全球政治)。政党政治影响主要是指绿党在各个层级尤其全国议会选举当中的政治重要性,也即是否或稳定获得议会议席。在这方面,欧洲绿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都已完成这一突破,除此之外,北美、澳大利亚和拉美部分国家的绿党也已经越过议会门槛。一般认为,瑞士绿党1979年第一个将自己的代表送进联邦议会,而两年后比利时绿党成为第一个全国性议会绿党。1983年,德国绿党实现了向全国性议会党的转变。

  

  国内政治影响主要是指绿党参与各级政府尤其是全国性政府的执政联盟并发挥政治政策影响。就此而言,1995-2005年,包括芬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在内的欧洲绿党第一次集体实现了全国性联盟执政的重大突破。应该说,这次大范围执政经历具有多重意义上的政治重要性,比如“红绿联盟”的联合组阁形式,尽管严格说来它们更多是被现实政治驯化而不是促成了政策变革意义上的现实政治改变。自此以后,绿党成为欧洲政党联盟政治中的一个普通性“第三政党”或“小政党”。此外,1985年约希卡 · 菲舍尔领导下的绿党加入黑森州政府并出任环境部长、2011年开始温弗里德 · 克雷奇曼领导下的绿党连续三次加入巴符州政府并出任总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国际或全球政治影响主要是指大众性绿色政治运动或政治文化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在内的国际生态环境治理与合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各种环境NGO对于围绕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谈判履约所施加的影响。这其中的最新代表性人物或事件,是所谓的“瑞典环保少女”格瑞塔 · 通贝里。短短几年间,她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未成年女孩成为名扬天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抗议活动家,2019年一举击败包括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竞争对手成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对于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看待2021年联邦议会大选之后的欧洲绿党政治,在笔者看来,总体上它对于德国选举政治、政党政治和联盟执政政治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结果是,奥拉夫 · 朔尔茨以一己之力拯救了社民党(SPD)并使之成为最大的赢家,但却终究未能成为绿党政治实现进一步突破的“凯旋门”。一般认为,大选之后最可能的政府组合方式是两种,即“交通信号组合”(社民党+绿党+自民党)或“牙买加组合”(联盟党+绿党+自民党)。虽然从政府组合的选项来看,绿党都处在了不可或缺的king-maker地位,但与5月民调曾一度达到的第一大党地位相比,显然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预期。这固然与候选人安娜列娜 · 巴尔伯克竞选后期的连续失误相关,但也还是表明了绿党政治的“尚欠火候”。虽然说在第二次电视辩论当中,她被放在了中间位置,因而就像上述电视辩论画面以及选举结果所表明的,绿党似乎已经无可置疑地获得了德国“第三大党”的地位,而且它与社民党的政治联盟取向,也许有助于迎来它的新一个连续执政任期,但联邦政治中的“C位”对于绿党来说仍然显得有些虚幻未定。

  

  在欧盟层面上,2021年下半年虽然也有像奥地利格拉茨市政选举中绿党大获全胜的好消息,但在稍早的挪威议会选举中,绿党只是增加了两个议席,而在几乎同时举行的加拿大大选中,绿党只获得了2.34%选票和两个议席。因而,始于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绿色高潮”究竟还能持续多久,目前还不得而知。至于应如何阐释最近这一波绿党政治的强大选举政治支持,笔者认为,很可能还是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落实有关,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确实和瑞典环保少女有一定关系,2018年她组织了一系列大众性抗议行动,然后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的影响就有所扩大。德国绿党的得票率大约20%,是2014年的两倍,并击败社会民主党成为仅次于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欧洲议会德国第二大党;法国的“欧洲生态党-绿党”获得了13.4%选票,排名第三,领先右翼政党共和党和左翼党派社会党;英国绿党的得票率为12.4%,比上届欧洲议会选举增加一倍;奥地利、爱尔兰和荷兰绿党的得票率也都在两位数以上。因而,尽管2020年至今绿色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但这个绿色高潮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恐怕也不能过于乐观。比如,如果2021年冬天欧洲真的出现极冷气候、能源供应出现危机的话,笔者觉得,这波绿色高潮走向终结或衰弱还是有可能的。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