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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李思齐: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的多维意涵与时代拓展

  摘   要:相较于现代西方主流绿色理论所存在的难以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现实中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上奉行市场放任主义或单边主义,并由此造成诸多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生态负效果,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发的绿色发展理论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价值立场,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致力于通过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维度融合发展来构建人类( 中华) 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形势下的绿色发展做了深邃的、大胆的创新性思考并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判断、新战略,丰富与拓展了习近平绿色发展的理论。

  关键词:绿色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自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被正式提出至今,国内学界研究更多集中于它的形成过程和践行路径方面,相对较少关注它与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政策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绿色话语之间的区别,而这些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全面理解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的完整意涵及其时代拓展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 本文将从国际绿色话语体系演进和国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来阐述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并结合2021年出版的习近平总书记所著的《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初步论述它的时代创新意涵。

  一、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的“中国本色”

  自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问世至今,国际社会的绿色话语体系经历了由“生存极限”(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 到“可持续发展”(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 的主题转变。随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讨论的焦点。各国开始致力于探寻一条既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又对后代子孙负责的“绿色化”发展道路。2002年约翰内斯堡人类可持续发展峰会后,绿色发展由最初聚焦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逐渐扩展到如何创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因而,广义上的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通俗性代称[1]。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对于欧美国家绿色发展话语体系多使用“可持续发展”来指代,而“绿色发展理论”则特指我国“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

  毫无疑问, 全球层面上的绿色发展思潮源自人类对生态环境持续严重恶化的反思和对发展可持续性的追求。"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国际社会在未来15年不仅要从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还要从和平、正义和高效相关方面致力于实现17大项、169小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其中所囊括的国家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含所有发展中国家[2]。从本质上说,这种绿色政治共识虽然表明新自由主义主宰的欧美国家看到了持续扩展的环境社会政治运动的威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生态环境危机时的无措,但绿色发展话语本身的成长及其政策化(更不用说国际化、全球化),无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与国际不平等、不公正秩序的扭曲。甚至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实质上不过是作为一种掩盖严峻生态危机现实的话术被使用[3],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成了可持续口号或名义下的资本积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同样使用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语词,但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论意涵与政治政策意蕴。

  首先,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所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和自然辩证统一关系,而不是欧美国家主流性的人类中心论(“浅绿”) 和生态中心论(“深绿”) 之间的简单化分离或对立。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对立论者要么将人类的利益无条件地置于大自然之上,要么完全忽略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而一味强调大自然的独立权利,并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误区[4]。这种分离或对立导致欧美国家中的“深绿”理论阵营过分强调生态伦理道德观的重建,而“浅绿”理论阵营则将改良视域局限于政治想象力有限的经济技术升级和环境政策调整。而且,在欧美国家中真正决定主流政治的很显然是“浅绿”的绿色发展观,也就是一种绿色或生态资本主义思维。例如,在欧盟核心成员国的德国,可持续发展理念被接纳后很快就演进成为一种通过绿色技术改良来维持经济增长的“生态现代化”战略。总之,无论是“深绿”还是“浅绿”的绿色发展观,都忽视了应对生态危机的真正革命性领域在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相比之下,我国的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5](p87) ,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5](p89) 。因而,我国的绿色发展所坚持或基于的是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马克思指出,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p86) 。可见,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是,我们不能流于或陷入简单化的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困境,而是要从人和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彼此制约关系及其社会历史本质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还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解与表述基础之上。人类既不简单屈从于自然力量但也并不把自身的利益追求凌驾于大自然之上, 因而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或零和关系。可以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及论断就是对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当代中国表达,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在这一命题意涵中,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会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二是开始重视并保护“绿水青山”,三是“绿水青山”已然就是“金山银山”。总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在认识论上将生态上升为经济的增长点”[7] , 不仅生动阐释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道理,而且指明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的现实进路。因为, 绿水青山同时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 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可以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5](p255) 。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是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的融通互促, 是同时尊重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和社会公正目标等前提条件的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而欧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仍是服从或服务于资本增值需要的单向度发展。自布伦特兰报告以来,国际上产生了三种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方法。第一种是同时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来衡量可持续性,承认或强调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影响; 第二种是将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可持续性作为最优先指标,适当考虑人类的经济与社会系统状况;第三种是以经济或资本运行状况为主要衡量指标,把可持续发展量化为确保人均财富不降低的发展[8](p54) 。很显然,欧美新自由主义国家参考借鉴的主要是第三种方法。因而,在貌似积极行动的背后,是它们找到了可以既不动摇现行社会制度又可以继续将资本积累作为最高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这种隐晦的口号或表述。对此,澳大利亚学者阿伦·盖尔批评指出,可持续发展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口号,它让人们看不到所面对的严峻处境,更不会意识到从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需要做出的变革; 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真正重要的是生态系统如何配合经济的持续增长[3]。沿着这一总体思路,欧美国家制定实施了各自的绿色发展战略, 比如以欧盟与日本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和以美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为代表的生态行政主义模式[1]。欧美国家的生态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依然是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用现代化的技术革新加上环境政策和市场机制的辅助工具来缓解生态危机,但并不触及或改变资本逐利的制度根基,美国2019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理由所强调的就是其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相比之下,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生态保护大会上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问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使人民获得生态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判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比如,攻坚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污水治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清洁能源、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垃圾分类等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宜居的环境等为基本内容的美好生活的追求。经济发展固然很重要,但它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全面发展,因而必须彻底放弃为了经济增长而破坏环境、损害子孙后代福祉的做法。对于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那些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 三江源、祁连山等) 不宜发展传统产业经济,而应当在保护生态和涵养水源的基础上创造特色生态产品[5](p332) 。同样,为了有效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减少难题的严峻性,鄱阳湖自2021年起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将生态修复和改善放在第一位。因此,有别于欧美国家的绿色发展话语,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多维度互融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秉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欧美可持续发展则在现实中奉行单边主义或市场放任主义立场。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全球化让全人类都面临着生存威胁,西方国家为了推卸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义务以及为了维持国际霸权而推行单边主义。在国际层面上,它们一味强调平等地分担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平正义问题; 在国内层面上,它们放任资本的逐利本性而忽视由于资源配置( 禀赋) 不均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环境正义问题。

  相比之下,我国致力于创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9](p51) 在国际层面上, 我们主张世界各国应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各自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核心之点,就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多样性境况。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首先应该积极提供资金技术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共同消除生态环境危机,实现共同绿色发展,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应不断增大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各自贡献。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断提高国际条约履约水平和自主贡献力度的同时,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进程。比如,我国2021年在昆明主办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其主题就是“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昆明宣言》指出, “深刻地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海洋退化和污染以及日益严峻的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风险,这些前所未有和相互关联的危机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繁荣和星球构成威胁”[10]。作为根本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领导人峰会上致辞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政府还在大会上宣布,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此外,我国还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比如向非洲国家提供遥感卫星援助、协助东南亚国家创办低碳示范区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国内层面上,我国的绿色发展战略关注支持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着力于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制度保障,尤其是通过生态扶贫、生态脱贫来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也就是说,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被纳入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统一目标与战略框架之下,尤其是强调坚持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融合,而这也契合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应关注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还应重视正义问题。

  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战略理念的提出,既与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以及国家总体实力的逐渐提升密切相关,也得益于我们对打破贫困和生态之间恶性循环认识的不断提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探索一条既尽快消除贫困又有效治理污染的广大农村边远落后地区的科学发展路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移民和生态扶贫的理念与政策,决定对那些“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实施扶贫搬迁和对生态脆弱与重要的地区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同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详细阐述了党和政府关于生态扶贫的政策方针与重大举措。其核心内容是,必须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 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和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通过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大力推进生态移民,使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医疗水平、饮水安全和住房条件等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改善[11]。这一政策实施的典型地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的闽宁镇。通过生态移民政策,将不适宜在西海固地区生存的贫困群众搬迁到位于银川河套平原的有待开发地区, 并命名为“闽宁镇”。该镇依据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逐渐形成了葡萄酒、菌草、黄牛、劳务经济等特色产业,此镇由最初8000人发展为如今6.6万人的移民镇,移民年人均收入由当时的500元跃升为2020年的14960元[12]。

  因而,相较于现代西方主流绿色理论所存在的难以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现实中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上奉行单边主义或市场放任主义,并由此造成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生态不利后果,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发的绿色发展理论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立场,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致力于通过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维度融合发展来构建人类(中华) 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二、绿色发展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互融共通

  就像二者在实践过程中的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一样,绿色发展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政策也是相互交织、互融共通的。总的来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经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关于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的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或治国理政方略表述,而它的集中理论体现或成果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就此而言,绿色发展理论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政策体系的一部分,并在更大程度上与对后两个问题的回答相关: 我们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如何进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方面,绿色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发展观,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原则,即坚持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色发展的要义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5](p7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生态文明建设显著成效时指出,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本质特征就是“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3](p50) 。这种“既要、也要”的表述,以一种辩证方式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难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是可以协调共进的,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不过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而并不是发展本身的问题[5](p255) 。无论如何,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暂时发展不符合我国的发展目标原则,那样基础上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也不是人民所希望的。我们只能在发展中实现保护,注重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生态可持续性; 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在保持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逐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所在,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则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5](p179) 。

  另一方面,当绿色发展理念转化成为具体的制度设想与政策倡议时就会是生态文明建设有效推进的重要手段,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治国理政与现实变革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党和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治国理政方略的角度,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重大方针原则,而绿色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进路策略。十九大报告则在论述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针原则的同时,明确把“推进绿色发展”作为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之首来加以阐述。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和“全面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大举措或政策抓手[14]。

  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价值理念还是战略举措,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政策体系中的地位都呈现为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三个发展”之一演进成为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十九大的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相并列的统摄性核心理念,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如下四个维度构建起了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的战略与政策体系。它们分别是: 在经济维度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在技术创新维度上,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能源维度上,创建绿色低碳清洁的绿色能源体系; 在生活方式维度上,反对奢侈浪费,倡导简约适度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13](p50)。

  因而,虽然绿色发展理论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所指有所不同,但它们的话语政策体系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进程中形成了相互交织、互为融通的局面。总的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经成为学界与政府官方更多采用的、我国新时代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的主导性话语表述,但绿色发展依然不仅在价值理念层面上而且在实践战略层面上是一种频繁使用的措辞用法。而必须清楚的是,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与语境下的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有着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特质,那就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三、绿色发展理论的意涵拓展与时代创新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在国际层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陷低迷、全球产业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进一步蔓延,而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则使上述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在国内层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分别就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做了系统完整的战略部署即“顶层设计”。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而这就需要新发展理念来引领,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的”[5](p39) 。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了许多深邃的、大胆的创新性思考并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判断、新战略,丰富与拓展了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2021年出版的《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此,笔者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如下强调,即“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5](p48) ,阐述绿色发展理论的创新与时代意涵。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性特征。党和政府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发生的重大阶段性变化的科学认识: 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5](p215) 。这种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在人(社会) 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投入与消耗、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因而它不仅体现为经济生产效率较低和自然生态代价昂贵,而且会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就是说,我国长期以来聚焦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温饱问题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必须进行方向性调整,即必须着眼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向往,致力于实现一种绿色高质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除了必须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还必须使“绿色成为一种普遍形态”[5](p215) 。换言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将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性特征或最靓丽色彩。

  第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核心性指导原则。无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还是整体性目标的认识而言,可以说,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对现代化理念、模式与道路认知都更加科学理性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点: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p474) 。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既是对人类社会与文明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遵循,也有着自己的理论与历史自觉,尤其是要主动避免欧美较早实现现代化国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社会公正与生态环境破坏难题,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5]。不仅如此,进入新发展阶段也就是开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经济实力、社会民主和理论自觉来促进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5](p500) 。换言之,在新发展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将会成为我们需要自觉坚持、也会成为我们更加能够自觉坚持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性指导原则。

  第三,构建以“双循环”为基本表征的不断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应该说,无论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政策体系下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还是目前讨论很多的“双碳”( 即“碳达峰”和“碳中和”) 战略,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或进路意义上的。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从推进绿色发展或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说就是要创建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而以“双循环”为基本表征的不断改革开放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及其不断完善应是它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主要特征。就其改革开放性质而言,我们不仅要建立起全国“一盘棋”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和统一高效运行的大经济、大市场,还要进一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和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就其社会主义制度性质而言,我们不仅要更加主动地用社会主义思维与政治来解决推动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要更加自觉地把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成果导向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 

  参考文献:

  [1] 郇庆治.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J]. 江西社会科学,201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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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rran Gare. 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nning the war for survial[J]. The Journal of Nature and Social Philosophy,2017(3):131.

      [4] 王雨辰.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价值取向与特质[J]. 湖北社会科学,2021(7):5.

      [5]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 洪晓楠,闻速.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创新与发展[J]. 行政论坛,2021(6):16.

      [8] 郇庆治.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第4卷)[M].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

      [9]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0]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昆明宣言[EB/OL.]. http://www.mee.gov.cn/ywdt/szyw/202110/t20211014_956499.shtml, 新华社,2021-10-14.

     [11] 张云飞. 我国生态反贫困的探索和经验[J]. 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2):74.

      [12]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EB/OL.]. http://nx.people.com.cn/n2/2021/0225/c19249334593604.gtml 人民网-宁夏频道,2021-2-25.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 郇庆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样态、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J]. 学术月刊,2021(9):10.

      [15] 陈学明. 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看中国道路的合理性[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6):155.

 

文章来源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略有改动。